我闲了看汪曾祺，瞎想，想到什么都可以；忙时也看汪曾祺，不想，什么也不想

汪曾祺的书我都读过，且从未束之高阁，只扔在沙发茶几，或者随意哪个角落，想起来就会翻一翻。

这是因为汪曾祺这人确实有些雅趣，而且比起“雅”来更偏向“趣”。读他的书不晦涩，不需要翻遍典籍看作者又引了什么典，只需要懒洋洋横躺在沙发上，翻过一章就似随意瞥一眼窗外的春色。

小时候总觉得他太淡。这个人写什么都像流水账，看似说了一件事，说完以后什么都留不下。不过那时我还是少年，满心满意都是金古梁温黄，一本语文书下喜滋滋地藏着武侠小说，恨不得一下课就冲出去为人间除害。

后来年纪再大了些，便懂了汪老的雅趣难能可贵。

他写捡枸杞子，一对老夫妇边斗嘴边捡，哪里是为了泡酒明目，就为了玩儿！应了僧德祥所说：“一生心事只求闲，求得闲来鬓已斑；更欲破除闲耳目，要听流水要看山。”于是汪老感慨，这对老夫妻一定乐于人生趣味，不为柴米油盐酱醋茶吵嘴，真好啊。

人总是年纪渐长才想求闲、求趣，而这也证明年纪越大，举重若轻越难。说起来，“举重若轻”这词实在好，我早过了背词语释义的年纪，身上背负太多东西，视若无物是不能的，却仍是盼望若轻。

汪曾祺便有举重若轻的本事。我仍记得那句寥落的“玉渊潭的槐花落了”——刚刚熟络起来的养蜂人又要辗转他地，无论是奔波或离别都让人感到沉重，但汪老从来不说，他只是淡淡地说一句“玉渊潭的槐花落了。”看似无比寡淡，实则是“却道天凉好个秋”式的内敛，细品之下，那种让人空落落的惆怅感不曾轻了半分。

我喜欢举重若轻的汪老，也喜欢“清馋”的汪老。

汪曾祺笔下的食物和蔡澜那类老餮笔下的食物是不同的：他写民间食趣，说的是四方食事，并不高深，俱是街头巷尾有的菜，一块豆腐一块米糖都可以入文。

不须翻阅，我都晓得他哪一章哪一节说的是炒米糖，无他，因为这是我二十年来念念不忘的吃食。

看汪曾祺写吃的东西是会饿的，这人就单单用白描说泡炒米糖吃。我嗜甜，年少时牙齿老坏，却依旧贪吃，于是我妈只允许我泡来吃，看一块四四方方的米糖在碗里慢慢融化，将白开水染成红糖颜色，入口俱是香甜。后来我也吃过街头巷尾许多家的，再无年少时的滋味。

可我看汪老写炒米，舌尖便有那股甜劲。文字能带你重温记忆。

《人间草木》写了汪老眼中的西南联大。恰巧，我最向往的大学就是西南联大，可我最不想去的也是西南联大。但凡百度一搜，关于西南联大不外乎两种声音：一则是“我们是否神化了西南联大”类的毒鸡汤；二则是“西南联大只有一个”的伪文青。

汪曾祺笔下的西南联大通透又有趣，我想是因为“这个老头儿，即使在倒霉的情况下，写出来的东西还是很放松，很有味儿，还带着一点幽默，真是不可救药。”

他闲语列了许多师生轶事，我偏偏喜欢那篇名为“新校舍”的。汪先生讲他读书不认真，特别不讨皮名举与朱自清老师的喜欢。但他话一拐，又说大多数西南联大的老师都很随意。冯文潜说“吴山点点头”消却了许多“点点愁”的寥落，不单单是汪曾祺一直记得，我也一直记得。他也写在课堂上高歌，写不论哪首词都捡起就讲，说在闻一多的课上抽烟也不碍事。

因而我也记得他说的——“最主要是自由”。

汪曾祺写闻一多，末了说西南联大学生鉴别的标准是：不怕新，不怕怪，而不尚平庸，不喜欢人云亦云，只抄书，无创见。离校多年，我不敢说这应当是学者的标准，我反倒觉得这也是为人处世的标准：不尚平庸，不无创见。

但我亦不怀恋西南联大，许多满腹经纶的文人被战争赶到西南一隅，于这个国家，于文化传承来说，不是什么幸事。但他们的学生又何其有幸，听得许多论调，明白多少事理。

这本书前几章写的都是物，是景，是吃食，但最后一章却悄悄落笔写人，我反复看的也就是这章，大概是因为这个世间总是情最动人。不过再想，前几章又何不是说情呢？一草一木，皆是人间情谊。

但是汪曾祺不说，他也没说什么故事，也没说什么寓意，就老老实实地写草木。末了你想再深究，那个老头儿就狡黠地笑，说我没有呀，我只是随便写写，你看了什么想了什么，与我全没有关系。

越年长，我就越喜欢这样的浅浅淡淡的叙述。

你说了也好，不说也罢，于一个在浮世中行走、承载了许多的人来说都是一种慰藉，因为我可以随意去想，或随意去不想。

所以我闲了看汪曾祺，瞎想，想到什么都可以；忙时也看汪曾祺，不想，什么也不想。

草木总有情，人间送小温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