征求、听取群众意见是反对“四风”的重要方法。对于广大党员干部来说，征求、听取群众意见就是“听谏”与“纳谏”的过程。通常的情况是，在大是大非面前、在重大决策面前、在需要“痛改前非”的时候，“听谏”与“纳谏”相对容易；而在日常工作和生活的细微之处、在并不存在显在的是非和价值判断的“无声”之处，“听谏”与“纳谏”则比较困难，容易不以为然。

春秋时期臧氏父子向国君进谏的故事充分说明了这一点。

臧僖伯与臧哀伯父子两人先后担任春秋时期鲁国的大夫。公元前718年春，鲁隐公打算到棠邑去观赏渔民捕鱼。国君巡游，本是再平常不过的事情，但臧僖伯认为鲁隐公此番出行有悖国君的礼制和法度，于是对隐公进行了一番劝诫。臧僖伯说：国君的职责就是使人们的行为符合法度与礼制，为此，国君首先要为百姓做出表率。可惜的是，鲁隐公不能深谙“观鱼”与“乱政”、“败亡”之间的关系，尽管给了臧僖伯一个面子，说自己是“去巡视边境”，但还是去了棠邑赏渔，以致于给后人留下了“矢鱼于棠”的为政、为官的反面教材。

和臧僖伯“谏观鱼”相比，臧僖伯的儿子臧哀伯所谏的“纳郜鼎”更为庄严一些：宋国太宰华督杀死了宋殇公，弑君之罪、大逆不道，很可能引发鲁、齐等诸侯国的干预，于是华督向各诸侯国行贿封口。鲁桓公接受了华督的贿赂——宋灭郜国后得到的郜鼎，并把郜鼎置于太庙。臧哀伯继承了其父的风骨与思想，奋起就此进谏：国君最根本的职责是弘扬美德、防止违反礼制的行为，并以身作则为文武百官做出榜样。把贿赂的器物公然安置在太庙里、显示于百官面前，假如上行下效，您又怎么去责备和惩戒他们呢？把这种来路不正的器物放进太庙是“灭德立违”、其贻害无穷。可惜的是，鲁桓公同样不能谙熟“纳鼎太庙”与 “宠赂章也”、“国家之败”之间的联系，以致于终究没有采纳臧哀伯的谏言。

应该说，臧僖伯谏观鱼和臧哀伯谏纳郜鼎，所谏者本身都不是什么军国大事，一件是春暖花开，国君想出去纵情山水，赏春观鱼；一件是国君接受了邻邦的一件贵重礼物，把它摆在国家博物馆里，表面上，两件事都是日常小事，且无可厚非。但恰恰是从这些许小事中，父子两代诤臣却看到了它们对祸乱法度礼制、毁坏官德吏治乃至败亡国家的潜在危害，并“不忘谏之以德”，确实难能可贵；而从两位国君的角度看，他们显然不能见微知著，甚至视僖伯哀伯的进谏为小题大做、危言耸听，他们后来无一例外地被弑杀而不能寿终正寝，或许与他们不能在细微之处听谏言不无关系吧。

执古之道，御今之有。当今时代，作为党员干部、作为领导者，能不能在日常生活的细微之处、在尚未形成大是大非的两难抉择的无声之处听取群众的意见，往往是一个领导干部远见、智慧和修养的综合体现。“四风”不一定由不能听谏纳谏而起，但肯定会因勇于听谏纳谏而止。广大党员干部只有敢于和善于在细微处、于无声处听谏纳谏，才能时时自察自省自纠、真正做到“勿以善小而不为，勿以恶小而为之”，从而才能扼“四风”于萌芽状态，斩断“四风”滋生繁衍的根脉。于细微处、无声处听谏纳谏才是反对“四风”的真功夫！同时，只有时时刻刻在细微处、于无声处听谏纳谏，才能使听谏纳谏形成一种习惯，最终真正形成反对“四风”的长效机制。

作者：刘宝明（中化管理学院）